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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原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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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些著名人物和科学家谈信仰(第二卷)


2010-06-30


大连原子引用一位名人说:“人最可怕的是他不知道他是无知的。”如果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你还是认死理不接受真理,那谁都救不了你,退休后伴随你的只能是渐渐逼近的绝望。笔者从懂事起满脑子都灌满了无神学说,直到年过半百才偶然得知真理,惊悉自己原来是愚蠢无知了大半辈子,其罪在谁?
近日有幸在网上又看到世界上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和最著名的科学家们的信仰观甚是兴奋至极,故转发给网友们分享,希望能使脑子被封闭的人能从中受益,远离绝望精神振奋生活快乐,欢迎网友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观点。
第八章 医学家的宗教观
  1. 拉什(Benjamin Rush 1745?-1813)
  美国革命运动的首领、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拉什博士,乃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亦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极力主张美国公立学样和其它学府,尤其在童年时期,都应当读经,设立圣经
一课。其主要理由,共有五点:
  一、基督教,乃是唯一完善的真宗教,人类的智慧聪明和幸福快乐,乃以其接受和服从圣经宝训的程度以为断。
  二、要想明白基督教的真理,其唯一有效的办法,乃为诵读圣经。
  三、圣经里面所含对人生现世所需的知识,比任何俗世的著作为多。
  四、倘使在童年的时候,就读圣经,则其所得的圣经知识,不仅可以历久不忘,而且可以一生受用不尽。
  五、倘使在学校不读圣经,则在以后一生的岁月中,实更无机会细读圣经。
  拉氏所以主张公立学校的学童应读圣经,有两大论据:
第一、是从人心的机能而言——儿童心灵,其最初发展的机能,乃是记忆力;在童年时代学到的,乃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强烈影响;倘使他们能最初认识圣经的真理,则对其整个的人生,将有莫大的关系。况且儿童对宗教的知识特别易于吸收。我常发觉六七岁的学童对于宗教问题,比其他学科,更为关心,更有兴趣。据一位极有学识的中小学教师的观察,儿童对于深奥的宗教道理,比其他简易的知识,反更易了悟。人到老年时,往往会从新想起已经忘记了几十年的童年时代所学到的知识。倘使在童年时期,能熟读圣经,纵使丢弃了几十年之久,到了晚年老景凄凉、行将就木的时候,仍能发生不可思议的作用。
第二、从上帝的诫命而说——申命记第六章五至七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可见儿童读经,乃是上帝的吩咐。有人主张圣经可由教师每天在上课时诵读,而不必列为一种课目,使学生研读。这种主张乃属虚应故事,毫无实益;因为唯有令学生当正课学习,始能使圣经真理,深印心版,不致遗忘。
  2. 辛普森爵士(Sir James Young Simpson 1811-1870)
  苏格兰产科专家辛普森因发现三氯一炭烷(哥罗芳)为麻醉剂而成名,为苏格兰医学界最初获得男爵荣誉的学者。辛氏在妇科医学方面,亦有显著的成就。据《辛生传》的作者高敦氏(H.Laing Gordon)在该书里面说:
  “我们所以钦仰辛氏,不仅在其发明与发现,不仅在其对科学的贡献,不仅在其文学和考古学的造诣;而尤在其令人敬慕之伟大人格。辛氏立身为人,有崇高的意境,有坚定的信仰;他坚信公理必胜,一切合理的事必然成功。有人问他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辛氏毫不迟疑的答道:‘我找到救主,乃是我一生最大的发现。’”
  辛氏行医三十八年,从未一日旷其职守。辛氏事主虔态,信仰纯正;常常对人说:“我只对主耶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3. 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
  奥斯勒爵士乃是一个著名医学家。一八一四年曾任麦吉尔大学(Mcggill University, Montreal)医学院教授;十年后,任美国宾州大学教授;一八八八年任霍浦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院院长。以后又任牛津大学医学教授。
  奥氏乃世界杰出的医学者之一,春风化雨,桃李遍天下。奥氏不仅在医学上有卓越的地位,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天才。他平时对医生护士的讲词,美妙动人,曾刊有演讲集一册(Counsels and Ideals),书中不仅充分表现其文学的天才,而且引证圣经,尤特别确当,深切感人。
  奥氏对宗教有虔诚的信仰,他在其演讲集中有一段说:
  “每天起身,第一件事,便要祈祷与基督同在;则万事俱足,无需他求。每日读经,不可间断;在世为人,立身行事,须从圣经,学习宝训。”(见演讲集二十九页)
  奥氏又论‘永生’说:‘人如能相信永生的道理,便得到了人生的至宝。宇宙的奥秘,还有许多尚未显明出来,我们不可一味独逆,不信灵命不朽之理;勿效比罗(Pyrrh 365-275B.C) 之怀疑不信,而应虚心追求。则在人生悲哀愁苦之中,却能找到平安的磐石,那便是我们对复活永生的信心!”(见演讲集二五四页)
  (按:比罗为希腊怀疑派哲学家,因怀疑其究竟是否为其老师,竟不予援救。实为对怀疑派之极大讽刺。)
第九章 教育家的宗教观
  1. 阿诺德博士(Thomas Arnold 1795-1842)

  英国教育家阿诺德博士,是在感化人心的工作上最有成就的人。他成功的秘诀,乃在始终一贯地应用基督教的重大原则。他第一个目标,先在教导学生做基督徒;其次是教其做人的道理;最后,才教他研究学问。阿氏曾都书多种,其著称者为罗马史(History of Rome)。阿氏曾对普
及基督教教育,发表其意见称:“基督教教育的重要工作,不仅在建造辉煌的校舍和延聘优良的教师,而更要移风易俗,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政府,无论士农工商,朝野上下,都要远离恶行,荣耀上帝,使天国的福乐,降于世间。”
  2. 甘培尔校长(Alexander Campbell 1788-1866)
  美国伯大尼大学(Bethany Collegg,Virginia)校长甘培尔氏在一八二九年新西那地(Cincinati)举行的著名的辩论大会结束之时,对于‘怀疑论’及基督教两种思想,加以公允的评论说:
  一、“倘使怀疑主义得胜的话,则人类永生的盼望完全幻灭,那无异为‘死亡’在它永远的宝座上加冕;那无异为坟墓永固它对于人类的胜利;则世人无论其如何伟大,聪明,良善;无论其如何为人敬崇,爱慕,将永远毁灭,不见其永辉。这无异把万物之灵的人类,与最低对的爬行动物等量齐观;使有灵魂的人类与草木同腐。是则人类不仅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与尊严,抑消灭了其永世的福乐。其最后的归宿只有永远的沉沦与毁灭。诚然如此,则怀疑主义的维护者究竟有何理由可以自夸,这种哲学究竟对人类有何贡献呢?
  怀疑主义者所沾沾自喜者,只是使人类茫然不知从何来,更不知其将何往;只是使人类失了其万物之灵的地位,成为一种普通的动物;根本不知追求道德的生活,更不知有所谓上帝,有属天的盼望。诚然照你们的学说,则不仅叫死对肉体得胜,而且使灵魂也永远消灭。怀疑主义者,难道这便是你们的哲学吗?难道这便是你们胜过圣经的理由吗?”
  二、“倘使基督教得胜的,则基督信徒,既无良心的责备,又无死亡的恐怖;因为上帝爱世人,祂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作人救主,使一切信祂的,脱离罪恶死亡的权势。而且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救世的恩功,祂已废弃死亡,带给我们永生;祂已经把这种征服死亡的权势赋予祂的信徒,所以每一个活着或者临死的信徒,都可信而有证有的恃无恐地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林前15:35)
  主已征服了死亡与坟墓,基督徒凭着信祂的心,也已征服了死亡与坟墓!这是基督徒空前的最大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在一个真正虔诚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临终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亲眼目睹的。……一个真正信徒是常常靠主喜乐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常常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4:4)
  福音一字,照天使的解释,乃是‘大喜的讯息’(路2:10)凡相信福音的,谁能不喜乐呢?超神论者、无神论者,以致怀疑论者,是不会喜乐的,因为他们的理论如此;犯罪的、作恶的、卑劣的,只有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为如此。但是一个基督徒,认识了救主,相信祂的应许,和祂完成了的恩功,万无怀疑恐惧之理,而只有喜乐与夸胜。感谢上帝,使我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得到征服死亡与坟墓的大胜利。”
  3. 李查曼院长(Leechman)
  苏格兰格拉斯哥学院院长李查曼博士,曾在晚年对他的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门徒作见证说:
  “我虽现已垂老,不久人世,但是我的内心却有无上的平安。我很快慰,能在你面前作见证。这种内心的平安,并非象平常人那种从修养得来的淡泊、宁静,而乃是一种得胜的喜乐。但是你知道这种得胜的喜乐的根源是什么呢?”
  他便指着放在书桌上的圣经,加强他的语气,从眼睛里流露出光芒:
  “世人都把它忽视了,不知那里而却充满了无上的欢欣与快乐。因为圣经保证我们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15:53)”
  4. 麦考士校长(James Mccosh 1811-1892)
  麦考士博士原籍苏格兰,后任美国普灵斯顿大学校长,于科学和宗教方面,发表好些著名的著作。麦氏于其所著《基督教与实证主义》(Christianity and Positivitism)一书中,曾有一段话说:
  “离开了上帝的作为,则一切的力量,便毫无作用:
  (一) 机械的力量,不能发生化学作用。
  (二) 无组织的物质,绝不能产生一个最低级的动物。
  (三) 原形质(Protoplasm)只能从有生命的物质产生。
  (四) 有组织的物质,只能从细胞才能产生;但是第一个细胞从何而来的呢?
  (五) 植物从种子而来,但第一粒种子从何而来的呢?
  (六) 动物不能从植物而变成,那第一个动物从何而来的呢?
  (七) 无知觉的物质不能产生感觉。
  (八) 单从物质或感觉,不能产生良知。
  (九) 无论在人类以前或以后,无论在有科学以前或以后,从来没有人会发觉有新的物种产生,此则连达尔文本人亦承认的!
  (十) 我们绝无可靠的知识,
  (十一) 凡属人类,甚至野蛮人,都能够认识上帝;而禽兽则无论如何训练,却绝对不能。
  基上各点,则所谓进化论,实在是一种不可靠而危险的思想。”
  麦氏又在其所著《神治论》(Method of Divine Government)一书中,斥责某些哲学家之愚妄,因为他们否认上帝的作为与安排,而空谈所谓自然的法则,麦氏又在此书里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说:
  “一般学者,往往把上帝的事工(科学)和上帝的话语(宗教),放在互相敌对的地位,这是一件大可遗憾的事。其实二者,乃是有密切关系的,是没有冲突的。因重视科学而不信上帝的启示,固属大谬;因相信上帝的启示,而反对科学的研究,亦非正当的态度。因为研究科学,并非不信上帝;信仰上帝,并非遗弃科学。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我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乃所以认识上帝伟大的事工与作为,正所以引导人类进入宗教的境界。所以只要科学能够正确地解释自然现象,正可与宗教相得益彰,正足以阐明上帝启示的真理。所以科学与宗教,并非不共戴天之仇,大可不必自相争执,徒费心力;而应修好言和,起来对付他们的公敌,那便是愚味与成见、情欲和罪恶。
  科学有一个基础,宗教也有一个基础,如果能够配合联络,则不仅成一物之两面,而且正可异曲而同工,同归荣耀于上帝。如果说,科学是外院,则宗教为内殿;如果说,科学是圣所,则宗教是至圣所;而现在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殿幕已经从上至下裂开,中间隔断的墙,也已拆毁,彼此已经和好,都应同听永活真神的圣言。”
  5. 威瑟斯庞校长(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
  普灵斯顿大学校长威瑟斯庞博士,乃为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一位敬虔的圣徒,曾在讲道的时候,论敬畏上帝对公民自由的重大关系,发表他的意见说:
  “一个真正爱护美国公民自由的人,乃是一位真正虔诚,热心维护真道,宣扬福音的人;亦为一位竭力阻止道德腐败的人。谁是公然不信上帝的人,我敢说,他必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当我们国家面监危机之时,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各就本位,作中流砥柱,抵挡罪恶的泛滥,传扬圣道,务使国民都能敬畏上帝的圣名,遵守上帝的律法。你若爱家和爱国,亦应爱你的上帝。在国家危亟存亡之秋,只有真的与神和好、与神合一,守神律法的敬虔的圣徒,才是一位德行高超的志士、忠勇护国的精兵和真有贡献的公民。愿神赐恩,使我们的自由民主建立在圣道基础之上,使自由与圣道,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第十章 史学家的宗教观
  1. 计佐(Francis P.G.Guizot 1878-1894)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计佐曾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复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国务总理,主保守政策。计氏不仅在政治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史学上负极大的时望,而且又是一位敬虔的信徒。在法国怀疑主义和无神主义猖獗的时候,计氏绝不随从末俗,不愧为一卫道的圣徒。计氏死后曾
得法国政府至高的荣誉。计氏在他的遗嘱中说:
  “我信上帝。我敬畏祂,但不敢妄想了解祂,我看到上帝时时临在,时时在施展其作为,不仅在其整个宇宙的永远计划之中,不仅在人类的生命里面,而且还在人类社会中间,尤其在新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以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为人中保,舍身救世的恩功上面。我在圣经和福音的奥秘之前屈身敬拜,我不敢用科学方法来企图解释这里面的奥秘。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的讨论,我只有敬谢不敏,置身事外。我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上帝已准备我为基督徒;我深信我们在神的亮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仅凭人的理智对于上帝一切无谓争论之空虚。”
  计氏又在其所著《欧洲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一书中,论教会在罗马衰亡后的力量,说:
  “当欧洲面临暴力侵略,行将沦亡之秋,幸赖有一种伟大磅礴的道德力量,维系其民族生命于不堕,如果那时没有教会,恐将为暴力所征服。因为只有教会,才有道德力量,能维护并宣扬神的教训与律法;只有教会才能宣布伟大的真理,成为要类希望的根基,因为唯有上帝的律法,乃是超越一切的律法,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俟之万世而不移的。”
  计氏又论宗教对于近代欧洲的影响说:
  “基督教会对于近代欧洲道德学术的发展,实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近代欧洲学术道德的进步,主功乃是神学的。史实证明,从第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千余年之间,支配人心者,乃是神学。而一切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问题,也都从宗教观点出发;甚至数学及物理学也尊重教会的教义。所以神学的精神,几乎成为当时欧洲社会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直到培根、笛卡儿时代,才把英法人的思想与心意,带领到神学领域之外。基督教会对于欧洲各国人心影响之大,实非其它各国可与比拟。在东方国家,宗教与学术,是分为两橛的;在欧洲,宗教与学术,乃是‘水乳交融’的。欧洲学术文化的发展,其性质不仅是人文的,也是宗教的;可以说,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工’的结果。”
  但是这种绝非意味着欧洲的学术文化受到宗教思想的束缚。计氏论宗教改革运动说:
  “宗教改革,乃是一件划时代的大运动,乃是由人心的心志发出来的一股伟大力量,使人类得到自由,可自由思想,自由判断,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换言之,这乃是解放人类理性和反对教会专制的伟大运动,这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所以改教运的结果,乃是人类思想自由发展一个极大的进步,乃是人类心志解放的重大发展。”
  最后计氏又论圣经的权威说:
  “在信与不信两种思想斗争中,最有效的作战和致胜的法宝,乃是上帝启示的,充满力量的圣经。”
  2. 莱基(William E.H.Lecky 1838-1903)
  著名的爱尔兰历史家莱基著有《欧洲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Europe.1865.2 vols)、《欧洲伦理史》(European Morals from Augustus to Charlemagne 1868.2 vols)及《十八世纪的英国》(Emgland in the 18th,Century,1878)诸书。莱氏虽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然在其所著《欧洲伦理史》一书中,有一段对耶稣基督颂扬备至;并论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教训,对于后世人类之伟大影响说:
  “基督给予世界人类一个崇高的圣范,虽经一千八百余年长期的变迁,但却始终使人类的心灵里面,充满了一种感人以深的爱心,而且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地域,在何环境,都能充分表露与体行,不但成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德性的典型,而且还是这种伟大德性实践的动力。主耶稣在世传道,仅短短三年,但其影响人心,改变人性效力之宏大,实远胜世间一切扣学爱的探讨和道德家的劝勉。”
  “基督徒的圣洁生活,其真正的源泉乃在耶稣基督。不论人心如何败坏,罪恶如何深重,不论大主教会僧侣如何专擅腐化,不论教会如何遭遇逼害,不论狂信派之如何感性用事,都不能损害真正教会之尊严。因为基督的圣范,永远昭垂,乃是改造人心的不易原则。完全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林前13:5),这种舍己无我、无限伟大的爱心,乃是改造人格的动力,亦为一切德性的源泉。”
  3.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
  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治学精勤,研究广博;其所著《历界学者》为公认的巨著。他治史的方法,注重客观,不象一般史家仅知“平面的分析”,而能作“立体的比较”。其所取材,包括二十种文明,真是总摄古今,光芒万丈。就其否定了一切主观的单一因素的历史论(如黑智儿的唯心论,马克思的唯和论,史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循环悲观论,以及一发心理史观,伟人史观,地缘史观等说),这方面的成就而言,汤氏对史学的贡献,其功实不可抹煞。

  汤氏相信,历史是向上发展的,这个世界,要成为“天国”的一部。汤氏以文明的兴起,在于挑战的成功;文明的发展,在于“创造性少数”(Creative Minority)的领导群众,使起初的物质方面的挑战,成为永久的道德精神的挑战;而文明的破落解体,则始于“创造性少数”的自矜自负,致令“个人偶像化”、“制度偶像化”,遂使群众失望离心。但汤氏又认为文明的兴哀,乃是形成“普世的宗教”必经的过程。人类的希望,最后乃在宗教的复兴,使这罪的世界,成为“天国”的一部。
  汤氏从其研究历史的结果,综合他的意见,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乃在把人类与神的关系仅作外物的追求。人类历史的重心,非在科学,非在技术,非在经济,非在物质。一切人为救世法,都已失败;故无论英雄豪杰、圣君贤相、复古主义、未来主义,均无补时艰。人类唯一希望,惟在‘超人化身的基督’。”
  惜汤氏非神学家,汤氏亦自承其学说非宗教的信仰,乃为史学的结论,故其对“上帝”与“基督”之观念,颇多可议之处。尤以其近著《历史家的宗教观》(Christian Approahc to Religion-Oxford,1956),一书为甚,作者已撰《基督教的历史观》,加以批判,兹不详论。但上述各点,汤乃氏从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分析比较的结果,乃是一个历史科学的结论,正可借为基督圣道作‘旁证’。
  汤氏强调说:“一切历史,都是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语的注解”,所以戴维氏(D.R.Davies)说:“汤氏《历史研究》一书,直可更名为《原罪学》(The Science of Original Sin)。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人史定律,便是人类一切的努力,结果只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戴氏著《打倒人类的虚骄》(Dowm Peacick's Feathers, Macmillan,1944)
  汤氏虽误以神即‘超人’,但却认耶稣基督乃为一救世者,一个超凡入圣崇高伟大之目标。又谓:人类文明的进步,乃在其生活境界的提高,而非科学技术的进步;整个类文明进化史,简言之,实在就是人类努力向上,脱离粗野的原人状态,迈向理想的超人境界的奋斗过程。人之异乎原人,乃在其精神道德生活之有无;超人之别乎常人者,乃在其精神道德增境界之高低。文明愈高,精神生活愈充实,生命就越丰富,乃就越接近超人。基督耶稣,乃为至圣至善的‘超人’。从个人的生活说,便是要效法基督的圣范,提高道德境界,使上帝的国,就在自己的心里,以实现“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从社会的生活说,便是要把外在宇宙的活动,转向内在宇宙,把世俗宇宙的活动,转入精神宇宙,以提高人类生活的境界,向着“天国”的境界迈进。
第十一章 法学家的宗教观
  1. 布莱克斯顿(Sir 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

  布莱克斯顿爵士为英国最负声望的杰出的法学家。在他所著的《大英法律注释》中有言曰:亵渎圣日,乃是国民道德堕落之台阶。此书在法字界有极大的影响;不仅研究法律的学生大都人手一编,即在法界服务的人,亦都奉为圭臬。其中如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说:“布氏
此书,乃是法学界绝无仅有的精确严谨的佳作。”
  布氏的法律哲学,颇合圣经的道理,他认为自然法的精神就与启法的真理一致。他说:
  “法律,从其最概括和一般意义说,乃是人类一切行为规范。”
  “人类既为一种受造物,当然应该遵从造物主的律法;因为人类必须依靠上帝,才能生存。”
  “人类离开了上帝,便什么事都不能作,当然一举一动,应当合乎上帝的旨意。这上帝的旨意,便是自然法。”
  “自然法是和人类同时生存的,是由上帝亲自口述的,人类有无上的义务服从遵行;自然法是万古长存的,普世通行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国,都不能废弃它。人造的法律如果与自然法有所冲突,便没有效力。凡行之有效、行之无弊的法律,其精义和权威,无论直接间接,都是从自然法而来。”
  “不过,为求法律适应每人特殊的事态的境况,当然须运用我们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目的,亦仅在探求自然法如何指导人生的具体的意向。假如人类始祖没有犯罪,当然人类的思想便会臻于完善,没有偏见弊病;可惜我们人类的思想,因为始祖犯罪的结果,已经堕落了,因此人类的理解,常常充满了愚昧和错误。”
  “上帝怜悯世人,深知人类之软弱和缺陷,以及思想的错误的愚妄,所以多次多方,用直接的启示,给我们各种律法;这些律法,都藏在圣经里面。虽然如此,由于人类现在犯罪堕落的地位,我们仍不能用我们的理智完全明白其中的真理;因为这乃是万古隐藏的奥秘,只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了悟。这种启示的律法,其真确纯正,乃远超过于人人所定的道德律。因为前者是真神自己直接的宣告,后者仅是人类理智想象揣摹的产物,两者是无可比拟的,当然不能有同等的权威。”
  2. 海尔爵士(Sir Mathew Hale 1609-1676)
  海尔爵士乃是英国极有地位的法学家。海氏为人公正廉明,且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风格;一生好学不倦,不仅精通法学,同时对于数学、历史,乃至神学,均有深造,且有丰富的著作。其《静思与神圣》(Contemplation Moral and Dirvine)一书,尤为脍炙人口。
  海氏在给他儿子的家书中,常勉励他们恒常读经,谨守主日,书中说:
  “每天早晨,要诵读圣经;从头至尾,不可间断;且当十分敬虔,非常专心;牢记心头,奉为圭臬,身体力行。这样便能成为一个明哲良善之人。余交游广阔,读书万卷;然从无一书,象圣经那样,能增我智慧,使我得益,使我受用。一般人反对圣经,都是因为不懂圣经。”
  “当记念主日,守为圣日。是日应远避损友,切忌空谈;勿作无益的消遗,勿为世俗的工作。早晚两次,参加礼拜;礼拜之余,则诵读圣经或研究其他属灵书刊。”
  海氏又论宇宙渊源及上帝创世的计划说:
  “摩西关于上帝创世的记载,浅显明确,前后一贯,而且饶有意义,使我们明白了悟宇宙间最大的奥秘;而一切不信真神的哲学家,他们的理论学说,只是一种无可证验的,难于理解的空想与幻觉。”
  海氏又阐述基督教的真谛说:
  “基督教乃教导人类敬畏全能的上帝,使他们在无法眼见却能遍察万事的上帝之前敬虔度日,正直为人;并且能真正敬爱上帝,服从上帝;随时随地,小心翼翼,寻求上帝的旨意;还要满心感谢上帝的宏恩,因为祂是我们的天父,救主和恩主。基督教乃教人信靠上帝,时时求神引导,指示和保佑;而且全心全意,顺从在神的旨意之下。基督教,给我们一种律法,不仅管制我们的言行,而且驾驭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在鉴查人心的上帝之前,不敢稍存愧心之想。基督教命人立身为人,持己处世,不仅有端庄的外貌,且有纯正的心怀。基督教使人谦卑柔和,弃绝张狂高傲;使人循规蹈矩,绝不任性使气;使人对于世界的名利、今生的富贵,不过重视;不会贪爱世界,亦不致患得患失,更没有奢望野心。基督教使人有正义、公平、诚实、忠心的德性,宁死而不愿作不忠不义的事;使人认为对神的爱心,和良心的平安,比世界任何富贵荣华,更为宝贵;绝不作任何丝毫损人利己之事。基督徒以诚实、正直、始终如一的心事奉上帝;虽是活在世上,但是人的荣耀与盼望,乃在天上,故要全心全力地敬虔度日,在世为人总期能得到这盼望。总之,基督教乃使人有公义圣洁,能够反应原有的上帝形象。”
  3. 孟德斯鸠(Baron de Iabae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法国法律哲学家孟德斯鸠,家学渊源,曾代任法官。早岁肄业波尔都大学,旋任教授。一七二一年,著《波斯通讯》,讽刺时政,其名渐著。后赴英考察宪政,归后闭门著书,穷二十余年的心血,著《法意》(Esprit des Lois)一书,倡三权鼎立之论。此书出版后仅仅十八个月,即销了二十二版,世界各国都有译本;不但为十八世纪法国最有价值的哲学名著,即使至今日,仍为研究政治法律和哲学者不可不读的名著,备受各国学者和政治家的推崇。
  孟氏对于基督教的道理和影响,深致推崇之意。例如他在一篇小序中说:
  “基督教虽是讲来世的幸福,其实亦为世界人类造了最大的福利。我们对此圣道,应如何尽以赞美呢?”
  又在其名著《法意》一书中说:
  “福音里面关于谦卑柔和的教训,和专制君王对其臣民之暴虐无道,实有天壤之别,成了强烈的对比。基督教影响之大,实在没有空间或气候的限制。她曾使古实改革其专制的政体,使野蛮的非洲接受欧洲基督教的文化。古实的执政者对于其国民表现其仁爱和守法的模范;而其邻近信奉回教的山拿(Sennaar),其新君则因为争取王位,往往互相屠杀,同室操戈,豆萁相煎,实为一强烈的对比。”
  “辩者以为宗教没有约束的力量,其实法律何尝真有约束的力量呢?如果我们要彻底推究人类法制的病态,无论在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之下,实在是罄竹难书。例如,在希腊罗马,君王与军阀,彼此长期的屠杀;又如成吉斯汗与铁木儿相继西征,蹂躏劫掠。我们看了这种惨烈残酷的史实,更应感谢神恩。因为在基督教国家,对内,则人权有宪法的保障;对外,又有国际的约章,即使胜利者对于战败国,仍应顾到正义人道,尊重敌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1. 爱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

  英国文学家爱迪生氏,早岁肄业牛津,曾漫游欧陆;所著诗文,感人至深。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曾说“如果你要想写好的英文,浅明而不精俗,高雅而不浮华,那你当日夜诵读爱迪生的文集。”有一位替爱氏作传记的人说:“在天才的作家之中,就其对于社会贡献而论,实在鲜有在爱氏之上者。”爱氏生平的文章,大都见于《观察报》上(The Spectator),惟爱氏还有未完的著作,名为《圣道实证集》(Evidences of Christian Religion),此外还有许多圣诗,
散见于各教会刊布的圣诗集内。爱氏尝撰论攻击无神论者(Essay on Infidelity Condemned)说:
  “一个无神论者,是无可原谅的,因为他的作为是自误误人的。”
  “来世的盼望,乃是我心灵上得安乐的秘诀。因为这个盼望,可使我觉得宇宙格外美丽,人生倍增欢乐;复使我消遗一切忧虑。只要我着眼于永世里的快乐,则一切眼前的失望、不幸、疾病、痛苦,乃至死亡,甚至比死亡更不幸的事,都不足使我介意,因为在永世里,是没有忧愁、痛苦、疾病、死亡的。”
  “我必须宣告,我对那种不信天堂地狱,不信上帝审判,赏善罚恶的人,实在无法信靠他们……近年无神论者已遭遇重大的打击,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已被赶出他们的堡垒,有些人已退为自然神论者。大多数的无神论学者,都是因为缺乏道德教育,对于宗教问题,完全没有研究。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所谓无神论,实乃愚妄无知的别名。”
  “愚妄无知,乃是无神论的基础,他们所据的柱石,只是他们的‘自作聪明’,以及故意抹煞将来审判的虚骄精神……其实真神的启示,已有确切的见证,凡有耳能听,有目能见的,都无法推诿,无法不信。道成肉身和救主受难,这些重大的道理,使我们认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亦使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邻舍,乃至我们自己。……用简单的例证来说:
  (一)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试问还有什么其他更强的动机,可激动我们信靠上帝,敬爱上帝的心呢?
  (二) 主耶稣基督既已为我们每个人死,我们还什么理由不爱我们的人类,甚至最低微不足道的人呢?
  (三) 主耶稣既是教会的头,我们是祂的肢体,我们如何可以不追求圣洁呢?倘使无神论者对于这些道理,能加以慎思明辨,他们又何至再刚愎自负,为非作恶呢。何至再用他们无稽的妄想来蛊惑大众,扰乱社会,毁灭道德呢?”
  爱氏又在其它论文中说:“伦常道德,如无宗教,乃是冷淡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意味的。”“真正宗教,和真正德性,才能令人心地活泼快乐,并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爱氏一生致力文字工作,其主要目的乃在教人敬畏真神。他在临终的时候,还要借着他的死作证,来达其崇高目的。因他的继子华伟克爵士(Lord Warwick),还没有悔改信主,他特别把他召来,为他作最后的见证。其子到他的床前说:“你此时召我来,我想你必有所嘱咐,我当谨守,视为至宝。”爱氏紧握其手,慢慢地对他说:“我要你看,一个基督徒临死的时候,有何等的平安!”
  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
  苏格兰文学家卡莱尔为一石匠之子,早年敏慧过人;当其肄业爱丁堡大学之时,即已开始写作,表显他的文学天才,不久即驰誉文坛。卡氏不仅著述丰富,而且文笔流畅,深刻感人,思想独到,故能自成一家。著有(一)法国革命,(二)腓特烈大帝传,(三)帝勒尔传,(四)英雄与英雄崇拜,(五)过去与现在等书。
  卡氏事神敬虔,关于属灵的事,非常郑重,论到圣经,他极力强调说:
  “那是一本崇高神圣的书,乃是人人必读的书;其道圣洁,其言信实,其文佳美。人类的命运如何,上帝对世人的旨意与作为如何,凡此人类切身重大的问题,自古至今,人未得到解决;只有圣经能给我们答案,能令吾人平安,与上帝和好。”
  关于圣经一书,对于人生奥秘解答之完满,对于人类生活影响之重大,卡氏又说:
  “圣经乃是独一无二的书,使人类几千年来,得到真理的亮光,得到德性的培养,而且对于人生最奥秘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这虽不能验诸于表面的感觉,但已借先知启示,但是信而有证,凭着灵性的眼,必能望见其福果。”
  “人类如无基督圣道,人类生活必十分非悲惨,而且必趋灭亡!”
  论到基督教的至尊至善性,他又说:
  “基督圣道,好比北极明星,永远发光,黑夜愈深,地上愈暗,其光愈大!”
  3. 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英国文学家柯立兹为湖上诗人之一,出身剑桥大学,为人富理想,曾有乌托邦计划,因贫不能实现,遂漫游四方。刊有诗集(一)Ancient Maeiner (二)Christabel……等,富有极深哲理,颇受文坛推崇。柯氏的作品,在强烈的宗教思想,对于基督教的价值和影响,尤时多发挥,例如,他说:
  “我深信圣经乃是上帝的默示,因为圣经一书含有最深奥的道理,天下没有一书,可与比拟。”
  “无论何人,如能精心研讨圣经,便能使其作品,自拔庸俗。”
  “如果人类对于圣经没有深刻的了悟,则其智慧道德,将失其崇高的作用和目标。”
  “人类与禽兽,不能等量齐观;即使最野蛮的人,也比禽兽为优越。”
  “儿童如能受到宗教的教育和薰陶,必能脱离一切粗鲁张狂的习性。”
  “千余年来,圣经对于人类学术文化科学法律的进步,施以有德性的陶治,实为一潜在的推动巨力。以往圣哲贤人,以及历史事实,都可为有力的见证。”
  柯氏于晚年,曾从他一生丰富的经验来加以回顾,并发表其感想说:
  “我回顾既往,实觉幸福美满,我有康健的身体,我有治学的能力,我有忠信的亲友的帮助;但是我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幸福,是人间一切福乐不能相比的,那便是我能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4.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早岁家贫,父因债务入狱,以擦鞋糊口;稍长,为律师雇工;二十一岁,充某报访员,以观察所得,偶作杂记,旋竟大受读者欢迎,渐露头角。嗣佳作名著,相继问世,遂成名家。所作有(一)双城记(The Tale of Two Cities);(二)大卫.科波菲尔(Davie Copperfield);(三)老古玩店(Old Curiosity Shop);(四)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 Nickleby);(五)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均脍炙人口,我国亦有节译本。
  狄氏对圣经一书,非常重视:当氏去世前一年,他曾在其家书中对他儿子说:
  “‘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马太七12),即使人家幸负你,你也不可灰心,宁人幸负你,你不可幸负你的救主,不可违反祂的教训。我特意把圣经放在你的书包里,因为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一部最好的书,里面有最好的教训。你的哥哥离家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训勉他们;不要随从世人的教训,唯当遵循圣经的指示。’”
  “基督教美妙的真理,是从耶稣来的,我要郑重地嘱咐你、提醒你,倘使你衷心遵行祂的道理,你便不致遍离正路。”
  “每日朝晚,常于祷告中得到安慰,从未间断。”
   狄氏维护圣道,非常热烈,对于当时假冒为善的人,攻击尤不遗余力,凡读他著作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对基督教有坚定信仰的人;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观点和意味。
  5.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德国文学家歌德精通数国语文、作诗,兼长戏剧小说,家道素丰,曾任律师。狂欢运动时,因作《柏力欣根》(Gotz Von Berlichengen)一剧,声名扬溢。后因恋爱,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沉痛感人,传诵一时,并译成中文。一七七五年,被聘入魏马尔(Weimer)侯廷,望重一时。晚年作《浮士特》(Faust)戏曲两册,我国亦有研究,并极力尊重。歌氏曾强调说:
  “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歌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在《与爱克曼论道集》(Gesprache Nit Eckermann, 371,March 11,1832),中有一段说:
  “我深信福音乃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格崇高伟大的光辉,都从福音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只有从真神上帝才能表现出来。”
  歌氏又信灵魂不灭的真理,曾曰:
  “我完全相信,灵魂是不能毁灭的,它是在永恒里长存的。好象太阳,我们在夜晚,虽不能看见;其实它在另外一个世界,仍是光芒万丈,照耀人间。”
  在歌氏临终之前十一天,他对爱克曼(Eckermann)承认他相信基督教是确实的真道。在最后临终时他又作自白说:
  “我们不知应如何感谢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人类在科学文化上无论如突飞猛进,都绝不能超越那福音书里所显示出来的,基督教的崇高精神。”
  6. 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爱尔兰文学家戈德史密斯之父为牧师,家道清寒,早岁卖文为生,曾在爱丁堡大学医,惟以诗文成名。著有《威克斐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系书信体裁,详述英国风俗,共百十余篇。
  戈氏作品,无论诗文,都能感人以深。司各脱爵士(Sir Walter Sco TT)曾说:“戈氏的写作,有一贯的宗旨,便是要揭发人类罪恶,提高人类德性,而且确能达成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实堪称为英国第一流的作家!其名著《威克斐牧师传》,不仅在文学上,有其价值;对世道人心,裨益尤大。”
  戈氏深信上帝创世的工作,乃有一整个的计划,他说:
  “我们只能看到祂作为的一致,美妙和确实,无论从大处小处来看,都是这样,这实非人智所能测度。关于上帝对于人类护理的奥秘,不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解答的。上帝对于世人,一视同仁,不分轩轾,无论幸与不幸,富或贫苦;如属神的子民,其最后的归宿,都要得到同一的福乐、同一的盼望。”
  7. 雨果(Victor M.Hugo 1802-1885,我国译作甚多)
  法国大文豪雨果,年仅十七即从事著作,深恶古典文学束缚思想,力主思想自由,遂为浪漫派首领。雨氏于诗文小说戏剧,均多名著,综计戏剧有:(一)克林威尔剧引,(二)国王游乐,(三)爱娜尼(Hernani),(四)安琪乐(Angelo),(五)吕勃拉(Rus Blas)等,诗有:(一)沉思,(二)秋叶,(三)心声,(四)天罚,(五)光与影,(六)薄暮之歌,(七)世代之歌等。小说则有:(一)巴黎圣母院,(二)海上劳工,及(三)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雨氏亦关心国事,曾充国会议员,拿破仓第三称帝,亡命国外,拿氏败亡,重返故国;适普鲁士兵围巴黎,竟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死后国葬,极备荣哀;有“奥古斯丁第二”之称。
  雨氏深信灵魂不灭,曾著论竭力维护他的信仰说:
  “一个如果要永死,那生命便毫无价值。……我深深觉得有将来的生命,那好像一棵树砍掉以后,却仍发出新枝嫩叶,更有生气。不信的人,以为灵魂是依附身体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肉体虽然越来越衰老,我的灵命却越是更辉煌。五十年来,我用散文、诗歌、历史、哲学、戏剧、小说、讽刺,各种方式,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表尽我千分之一的思想。一旦我进入坟墓,我只能说:我已做完了世上的工作;但我不能说,我已结束了我的生命。坟墓不是此路不通的死巷,乃是一条引导前程的大道;正如黎明以前的黑暗。我的工作,正是方兴未艾;人类渴慕永生,即是永世的证明。”
  雨氏对于上帝的存在有坚定的信仰,他的著作也有强烈宗教意味的小说。唐纳氏(R.P.Downes)在其所著《House with the Immortals》一书中说:
  “史塔佛氏(M.Paul Stapfer)在其和雨果的回忆录中记着说,有一次在饭后谈话中,雨氏发表一篇长论略谓:
  ‘无神论是何等的可怜,卑微和可笑啊!因为上帝乃是明明存在的。我对上帝的存在,比我自己的存在,更觉真实。如神许可,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至少每隔四小时,必定祷告一次。我每天朝晚必定祷告,那是我定规的功课,如果我在夜间步行,我必祷告。我为什么祷告?第一是求上帝我力量;因为,我虽有是非之心,但深知我的缺陷,我没有力量抵挡罪恶。但是上帝在四周围绕我,祂在支持我,我们在祂里面,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徒17:28)。万物都是藉祂而造的!’”
  8.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文学家约翰逊博士早岁肄业于牛津;二十八任伦敦君子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记者,文名始著。后独力编辑《英国大辞典》,那年得皇家奖金。一七六四年,组织文学会,成文坛泰斗。著作除《英国大辞典》,还有(一)西方群岛之旅行,(二)诗人传,(三)伦敦,(四)阿比西尼亚的王子等。
  约氏对于基督教有极坚定的信仰,他说:
  “基督教是绝对不怕疑反对的,愈加考验,愈经诘难,她的真理,愈是颠扑不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人物,起初反对基督教,但是经过严肃考虑和彻底研究以后,便归依基督。例如大法学家格罗休斯(Glotius),是一个十分尖锐的世界知名人物,凡事要追究证据,决不肯轻易盲从任何宗教;但是结果也信了上帝。大科学家牛顿,当初也是不信,以后笃信不疑。”
  约氏曾说:“倘要明白道德责任,首当承认宗教的必要;因为所谓道德,实乃上帝的意旨。”
  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许多文人,不信上帝?”
  他立刻答复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研究圣经的内容。”
  当约氏临终之时,有一位青年对他作最后的探访,谈到宗教问题,约氏用十分严重的态度对他说:“青年人,吾一生研究,稍负时望,现在不久就要见我的造物主,请你虚心接纳我的赠言:你一生一世,当天天读经!”
  在其逝世前几天,他又对候尔(Hoole)说:“我奉劝你诵读圣经,多多默想,不要丢弃圣经,嗜读小说。我对圣经没有充分研读、读经也没有十分专心——此乃我一生十分遗憾的事。”
  9. 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罗斯金为英国文艺批评家,出身牛津大学,著作计有:(一)近代画家,(二)威尼斯的石头,(三)建筑的七盏明灯,(四)终局,(五)无价值之伦理学,(六)金河王,(七)自传等。
  据一位文艺批评家说,罗氏乃是一位极有创造思想的人,他极力抨击当时文艺的虚妄,他的作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他的观察非常精细深入,好像一位戴着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人,他的文章又生动有力,感人至深——“他仿佛使读者戴上镜片,如读其文,便觉自然景物、花木云霞,更为美丽。”
  罗氏对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之庄严美丽,非常欣赏赞美,在他的作品里时时表露他崇敬的思想,正如他说:
  “圣经对于欣赏自然有极高的想象力,所以有不同凡响的文学价值。……耶稣对于人类有永远不衰的影响。主耶稣基督在世为人时,祂的生活,常在田野山间和村庄乡僻,与自然之美接近。……近代的教育,似乎企图要消灭人类对自然之爱。学童的时间,大都消磨在学习文字的抽象科学原理上面,而无暇接近自然,不能研究上帝创造的自然,这实在是一种违反人性的教育。”
  “欣赏自然和敬拜上帝,是很有关系的,凡爱好自然、恒切信仰上帝之人,而其心地亦更为圣洁。”
  “爱好自然,可以令人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本性,以及人和上帝的关系。”
  “莺歌燕舞,只是败德丧志;营求名利,尤使心为其役;只有莳花负犁,读书研究,仁爱乐观,常常祈祷,始能心旷神怡,有真正快乐。”
  10.司各脱(Sir Twaitels Co TT, 1771-1832)
  英国诗人、著名小说家司各脱出生于没落的古老苏格兰家族,父亲是爱丁堡的律师,受其父影响,司氏早岁习法律,就学于爱丁堡大学,做过律师、出版家,但任过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被封为二级男爵的贵族称号。至今司氏仍具有极高的声望,在欧洲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创始者,在文学史上占重要显位。
  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俄国的普希金,都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司氏的作品,有丰富的宗教观灵感,并极具历史栩实的描写手笔。其内容涉及从十字军东征起,经过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八十世纪君主立宪时期为止的事件。
  从其所著《艾凡赫》、《清教徒》、《密得西恩监狱》、《十字军故事》等世界名著中,可以看见司氏抨击鞭挞当时代宗教腐化、叛道的思想。
  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司氏对信仰表现出笃信、虔诚,没有因挤身上层社会而影响他先前的信仰。
  在司氏的文学作品当中,让人看到他纯正的宗教思想及对上帝的认识。其所著书中,有一段用苏格兰最杰出的对曲唱出的圣诗:
  “当上帝垂爱的以色列人,
  从奴役之国遁逃,
  上帝,他们的父亲——亲作烟和火柱的向导:
  白天,沿着惊恐的大地,云柱细轻缓滑动,
  夜晚,绛红的火柱归来,照耀阿拉伯沙漠。”
  司氏又在其所著《拿破仓传》(Life of Napoleon)中对当时的反对圣道者,不遗余力地攻击;而对于拿破仓之笃信圣道,尤有生动的描写。(另详:本书十四章拿破仓的见证)
  当他临终之时,据其女婿陆哈德(Lockhrt)在为司氏所作的传记中说——司氏吩咐陆哈德说:“把那本书拿来。”他的女婿问:“你要哪本书呢?”司氏反问说:“你还要问吗?你还问什么书吗?只有一本书——那便是圣经。”当他女婿打开圣经读完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之后,司氏在最后一息的时候,对他的女婿说:
  “这章圣经,真给我极大的安慰。我现在有最后一句话要对你讲:你务要做一个敬虔有德的善良之士,信靠这圣书的话;除此以外,不能得到安慰。”
  司氏常说:“圣经一书,宝藏无穷,即使一位最有学问、最敏锐、最勤奋的人,无论他用多少时间去精研,都不能穷尽全书的道理;那是一个无穷的宝藏,越加探讨,越觉丰富!”
  11. 莎士比亚(William Shalespeare 1564-1616)
  英国诗人兼戏剧家莎士比亚,早年失学,一五八六年赴伦敦为伶人,后替剧场译改古典。一五九二年起,创编剧本,自成杰作三十五篇,其中著称于世著,有四大悲剧;(一)Hamlet;(二)Macbeth;(三)Othello;(四)King Lear。著名喜剧有:(一)威尼斯商人,(二)仲夏夜之梦,(三)皆大欢喜,(四)以尺报尺。诗集出版者,有:(一)Venus and Adonis;(二)Lucrece;(三)短歌(Sdonis)等。
  莎氏虽为一个文学家,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位最伟大的道学先生(Mora teacher)。他于主日,必参加崇拜聚会,从不缺席,他研究圣经,终生不辍。在他的作品里常常谈到宗教问题,他虽未直接引用圣经,但是他却把圣经的教训,例如人类的原罪和悔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高雅的诗文,间接地表达出来。在他的遗嘱里,他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我的造物主——上帝的手里,希望并且确信,靠着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
  12. 托尔斯泰(Lel Tolstoy 1826-1910)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为世袭伯爵、幼孤,与兄妹寄养叔母家。年十五,入卡山大学(University of Kazan),因厌恶学课,借故退学;二十三岁,入高加索炮兵队;二十四岁,发表其处女作《幼年》(Childhood)。一八五四年,参加克里米战股;战后漫游欧陆。归后于故乡办学,潜心著述;后又尽弃家产,过农民生活。著有:(一)战争与和平,(二)安娜.卡列妮娜,(三)忏悔录,(四)主与仆,(五)人生论,(六)艺术论,(七)我之宗教观书。托氏反对政府专制,提倡人道主义,主张土公有,为俄国著名思想家。
  托尔斯泰是一个终身寻找上帝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原来对神有信仰,但后来却失去了,当他十八岁逃出卡山大学的时候,他把以往一所学所信的都丢弃了。
  “到了成人的时代,他和一般世一样,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完全抛在脑后。但是,托尔斯泰和一般不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便是他仍是深深感觉到:他虽已抛弃他固有的信仰,心里总觉得‘若有所失’,因他失去了以往那种敬虔和追求圣洁的生活,内心十分空虚。而这一空虚之感,正是他以后灵性复兴的转机。”(见J.A.Ha TT,《on Pilgrims in Religion of Faith》第一一八页。)
  到了他五十岁,经过了若干年的傍徨和怠丧,他的灵魂终于得了安慰;他对神的信心,失而复得,他的人生也完全改变了!从此时起,直到死时,托尔斯泰便成了一个文学布道家。他以住的生活,乃傍徨不安,无论何种学问,都不能令其满意;至此以后,他便锲而不舍,得着生命真道。从前在世上追求良善、圣洁、和平、仁爱的愿望,全都落空;现在从福音里得了启示的光亮,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容,才使他多年所渴慕的,具体呈现在他面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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