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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着去了解1
2010-06-29
终于有时间去看一些我会感兴趣的东西, 是什么呢? 人!
我会陆续把我看到的, 读到的, 觉得有意思想的东西贴上了, 大家有兴趣就来看看. 也请大家帮我去了解.
ZT
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结成社会以应对自然界的敌人，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同类反而可能成为了自己的新敌人。作为同类的敌人，人这个敌人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人性是善或恶具有重大的作用。人性善恶的判断自古莫衷一是，或善(virtuous)，或恶 (evil/dark)、或如马克思所嘲讽的庸人之说，“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作为对人性的终极判断，善、恶论成为哲学和神学的基本命题及逻辑起点。
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神学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时代的思想，主张“人性恶”的学说一直占据强势地位。苏格拉底将无知视为恶，“善”是知识、理性。人生之初是无知的，因此人具有恶的根性。通过教育和学习，才可以获微乎其微的“善”。柏拉图早年主张“人性善”，认为统治者应当是“哲学王”。然而，小亚细亚的历险使柏拉图深切感受到人性的贪婪与自私，动摇了他对人性的信心。亚里士多德则将人性是分为“肉体灵魂”、“非理性灵魂”、“理性灵魂”，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贪婪的，因此“不敢对人类的本性提出过奢的要求” ，“正如当人完成为人的时候，人才是最好的动物一样，当脱离法律和裁决的时候，人就是最坏的动物。” 他对人之为恶的能力而深感忧虑。
随着基督教的诞生和传播，西方政治哲学注入神学的基因。基督教主张“人性恶”，“性恶论”开始以信仰的方式存在。根据基督教教义，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因为 “罪”，被上帝赶到人间。他们的后代必须忍受惩罚，遵守戒律，向最高的善－－上帝忏悔，以获得拯救。基督教中是人与神分立的，人不可能完美和体现出至善，这与中国的修佛、修仙的思想有所不同。透过基督教的渗透，“性恶论”巩固了其学术主导地位。到了15世纪，圣·奥古斯丁仍以“原罪”解释人类的理性和欲望。16世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对神权产生了冲击，西方哲学开始摆脱了神学的直接控制。然而，宗教改革的目的不是破除人性恶的观点，反而认为堕落的人“倘若不被管束，那么在凶暴残忍方面，他就会远胜过所有凶禽猛兽” 。宗教改革不是要跟上帝闹革命，所以“性恶论”的理念未受根本触动。
马基雅维利对人性的否定更彻底，认为人不存在自然向善的本性，“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易变的，奸诈懦弱的，趋利避凶的，贪得无厌的。” 贪得无厌的欲望是人们行为的动力，生命不息则欲求不止。人若有作恶的选择和自由而不会受惩罚时，一定会到处制造混乱和不安。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被意大利法西斯首脑墨索里尼利用，他鼓吹的“人性深不可测，无利他主义或理想主义可言”和“人都是极端自私的”等观点，均来自马基雅维利主义。
康德认为，人既是感性的动物，又是理性的存在者。人既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又有一种非社会的本质，这种非社会性就是“恶”。人性中存在3种向善的原始秉赋：一是人作为生命的存在者，行为受制于自我保全的自爱原则；二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具有“人性”的自然禀赋。人与他人比较来审视自己幸福与否，力求博得他人的赞扬，追求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三是人具有“人格”的自然禀赋，使人尊重道德法则。同时，人向恶的倾向也有3种：本性上的意志薄弱、不纯洁动机、恶意。
霍布斯从机械唯物论出发，得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利己的结论。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人的行为都是以追求生命的自保和安全为最初动力。人“渴望摄取占用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的“自然欲望”是“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 “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从而造成“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即人们常说的“自然状态”。 人们无休止争斗，是因为“竞争、猜疑和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安全，第三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名誉而相互侵犯” 。
人性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思考和研究。如马克思的人性论是建立在“两种属性”、 “两个王国”基础上，认为人的自然属性表现为有机物的动物性，社会属性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体，人的本性是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统一。萨特的存在主义则从自由的角度看待人性，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的，外在的一切，包括他人都是对象。人与人之间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每个人都必须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无论你对他人采取何种态度，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如果我谦让、忍耐，则是让他人放弃自信、斗争；如果我帮助他人，就妨碍他人自立。在人与人之间，各自的自由决定了彼此“都是刽子手”。尽管的来萨特对这一观点有所修正，“他人是地狱”的说法还是形象地从自由的角度诠释了人与人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关于人性的认识汲取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因素，产生了更多新的认识。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定程度上佐证“人性恶”。从生物学上看，动物争夺食物和空间是生物的本性，而人是动物进化来的，必然会争夺原料、市场和利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类难以进化的小尾巴。由进化论催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所谓自然科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比如生存空间论、低等种族论，将人分等级。二战前，纳粹德国肆意利用“人性恶”理论，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论，视犹太人为低劣的民族，导致了现实世界的恶行。
与恶性论相反，“性善论”者则秉持“人性本善”的主张。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人天生就具有纯朴的道德感情。人性是“自然、自由和平等”。自然界，包括人在内，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人具有自然的本性，“自由”、“平等”是人应享受的权利；人有理性，理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穆勒、边沁等人反对霍布斯的人性观。他们认为人性一般是善良的，即使个人的行为是自私的，仍然存在着某种自然的和谐。
中国古人同样重视人性问题。不同的是，中国思想界多主张“性善”说。“性恶论”在中国不占主导地位，蔡元培认为，“惟荀子既以人类势力为社会成立之原因，而见其间有自然冲突之势力存在焉，是谓欲。遂进而以欲为天性之实体，而谓人性皆恶，是以犹孟子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谓人性皆善也。” 孔子主张以德治天下，其“仁”透露出“人性善”的思想倾向。孟子是中国“性善论”的代表，他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生来即具有 “善端”，是善发展的起点；恶是善的泯灭和丧失。
“性善论”之外，中国思想界存在“人性恶”和其他的人性判断。道家老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告子认为“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主张“性恶”说的主要是商秧、荀况、韩非、李斯等人。荀子是中国“性恶论”的代表，他提出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指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人与生俱来的好利、恶害，声色之欲的天性，若不加以节制，便会导致种种恶果。然而，荀子对人性的看法也有乐观的一面，认为人性在环境条件和主观努力下可以重塑，化恶为善，是所谓“化性起伪”。总的说来，中国的“性恶论”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与西方形而上的性恶论不可同日而语。
霍布斯认为，理性自我保护的第一条自然律是：在能够得到和平时，每个人都应当“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理性自我保护的第二条自然律是：在别人也愿意这么做时，“当一个人为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有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 。治疗“恐惧”的药方是“利维坦”：创造一种力量，一种恐怖的力量，来强制实施协议。由于社会契约不能彻底改变人的利己天性，也不能根本消除导致冲突、暴力及人为死亡的种种原因；“利维坦”这一恐怖的力量将对那些不遵守协议者给予惩罚。有了这样的力量，我们大可形成对对方的一份信任，如果没有，所有签订的契约都是无效的。 将人们的自然权利统统都交给他们相约而建立的“利维坦”，以摆脱个人之间那险恶无比的自然状态。 人的理性不足以建立相互信任的环境，唯有对“利维坦”的畏惧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必要和基本的公共秩序；“利维坦”能凭借其强制力量，迫使各缔约方平等地履行义务，并使各缔约方确信破坏契约将受到的惩罚要远远超过他将得到的利益。 在整个运作中，关键的机制是“恐惧”。人们惧怕因毁约而造成不利，他们就要守约，人们就会有相互信任。
韬光养晦的意思，韬光是隐藏自己的光芒，养晦是处在一个相对不显眼的位置。它和低调的意思基本相同，这是一种优秀的策略。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为了维续生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本领。在自然界中，当相对弱小的动物受到强大对手的攻击时它往往会以假死来蒙骗敌人、保护自己。同样，韬光养晦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假死的行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一样处在竞争的状态，由于人比动物更聪明，这种竞争也更加复杂和残酷！
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往高处爬，这过程要牺牲许许多多弱小或者不幸的人！每当这种生存竞争经历过一次较大的动荡之后，社会会走向有序化和规范化，社会或者国家的组织秩序、尊卑贵贱也都已经确立下来，按理说至此天下就该太平无事了，可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生存竞争的延续性和永恒性，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因为担心周围的人侵犯到自己、把自己拉下马，故时时充满恐惧、没有安全感！他们警惕四周的人，看哪些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如果他发现目标，就会展开清洗，这种流血事件在历史上举不胜举。
比如说，曹操就是一个极其多疑而没有安全感的人，为了防止别人暗杀自己，他连给他盖被的侍卫也杀了，且说：“吾梦中好杀人！”可见在古代和帝王权贵相处的危险性，难怪古书上有伴君如伴虎之说，真的一点都不为过。由于帝王权贵缺乏安全感，生性好疑，常好杀人！在其身边相对弱小的群体为了保护自己，韬光养晦这种生存艺术就诞生了。
实现韬光养晦的要旨在于：实施对象没有安全感、怕人谋害，就向他表示最大的忠诚和善意；实施对象怕有人威胁到他的位置，就向他表示自己淡泊名利的态度；实施对象害怕失去权威，就向他表达最大的敬畏与尊崇！当你成功地让实施对象相信你的这种意图，你就是一个成功地掌握韬光养晦这种艺术的人。
如果说弱势群体为了保护自己有向强势群体示弱的必要，强势群体何必韬光养晦呢？这里面也有很多奥妙。一般来说，强势群体大权在握，处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他受人关注的就必然多，所要应付的事情也必然多。这样，会让他把许多的精力分散在与人周旋、应付上。一个人如果没有安静思考的时间，长期处在显眼的位置指挥、领导、周旋、应付。久而久之，精力、健康、知识、智慧，都会受到亏损！这就要求处在领导位置的人，避开众人的焦点，避开不必要的繁杂事物，回到比较隐蔽的位置。这样的位置有助于人修身养心、恢复精力；有助于人们不断反思、不断调整，拓展自己心灵的空间，强大自己灵魂的力量。这样，当人再一次投入到工作中，就会获得足够的智慧和精力去面对。所以，强势群体也常常会运用“韬光养晦”这种生存策略。只不过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运用韬光养晦的手段和目的不一样。
韬光养晦还包括谦卑的意思，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易经谦卦说：谦卑是指人因为虚心所以能进入对方的心，被别人接纳。而在沟通时彼此接纳是很重要的，因此谦卑作为一种品格也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谦卑，就不能够被别人接纳。不被别人接纳你就无法与别人沟通，无法与别人沟通你就什么事也别想做！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谦卑、互相尊重，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大家团结一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因此，韬光养晦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美德。一个甘愿处于次要位置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最后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人在领导位置上也能好好地服务他人。而一个骄傲的人，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常常因为无法接纳他人的意见，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最终常常被降到卑贱的地步。所以说，谦卑对一个人很重要。
中国式的方法论最典型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要求抓住主要的矛盾来解决问题；中国的周易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其方法论是抓住事物的“几”理，几理就是影响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中庸的方法论也是抓住主要矛盾，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中，天下之定理谓庸，中庸之道也是要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关键；道家的原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要求拨开层层迷雾，找到引发事物发展变化的最初原因。
犹太复国是巴勒斯坦热点问题的主要症结，也是利益互动的典型例子。犹太人善于经商，在那里生存都善于聚积财富，因此大那里都受排挤、压迫，犹太人深深感觉到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国家即使个人再富有也很容易遭受别人的掠夺，因此犹太人具有强烈的复国心态，加上圣经上有关于以色列复国的预言，犹太的复国就有了强大的动力。
十八、十九世纪主要的国际秩序话语权掌握在少数西方手里，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信奉基督教，圣经里关于犹太复国的预言时时提醒着信徒们。为了显示基督教的神圣，必须让圣经的预言得到实现，一旦犹太复国成为事实，基督教的影响力将极大的增加。十九世纪末俄国比路小组关于增加犹太移民开拓农垦区的建议遭到了奥斯曼的拒绝。1897年犹太人成立了世界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使得犹太复国程序化正规化。
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战败，巴勒斯坦地区成为了英国的托管区域，也就是说巴勒斯坦成为了英国的半殖民地。在英国的管治下，犹太移民不断增加，占有的土地不断扩大，犹太人通过成立世界性犹太基金来帮助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获取土地。由于产权私有，而阿拉伯人又没有专门的主管组织来针对犹太的扩张行动，使得犹太人高价收购土地的图谋得以顺利执行。巴勒斯坦地区原来是中东地区最繁华的地区，可在英国的压迫剥削下，阿拉伯人民生活困苦，债务繁重。很多农民为了还债被迫卖掉祖传的土地，而一些贵族为了利益则将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卖给了犹太社团。一来一去，犹太移民社团在巴勒斯坦蓬勃发展私人拥有土地量不断增加，定居点也不断增加。英国支持犹太人的政策在二战时期一度有所转化，做出开始打压犹太人的样子，目的是争取阿拉伯势力加强反对德国。二战后英国又与美国导演了一出双簧，给外界造成是美国逼迫英国接受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的印象。而二战后巴勒斯坦的主权权属不明，因此没有具体的阿拉伯国家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争取利益，孤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利益遭受蚕食。1947年2月14日英国政府决定将巴勒斯坦问题叫给联合国。
巴勒斯坦的矛盾是既得利益者和丧失利益者的矛盾，这个矛盾双方的权益要求，交集广泛，可以说难以找到让双方满意的利益平, 衡点。由于社会进步了，强权者不可能象过去历史上的占领者一样通过驱赶或屠杀来清理占有土地，因此巴勒斯坦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难题。既得利益者绝不可能退让已得的利益，而失去利益者又要求恢复原有的利益。而且冲突的双方又都有强大的势力支持，因此矛盾难以平息。
表面上看，支持犹太复国的英美等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利益问题。可是我们深入探究就可以知道犹太在巴勒斯坦的复国的最大获利者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由于以前美国政府在国际行为表现上还算比较公平，再加上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一度达到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很多的国家对美国是言听计从的。对美国的言听计从里面就含有宗教信念方面的因素，美国人一直宣扬他们是上帝子民，得上帝眷顾，可以远离战争，物产丰富，代表着民主和正义，美国的强大是上帝的旨意。增加这种言论的说服力的最好证据就是使两千年前的预言得到验证，犹太复国的计划成就了西方世界的梦想，一切都是人为。西方发达国家也都是信奉基督的，出现了犹太复国事件之后，基督教很容易传播，这对于他们扩张势力获取利益具有极大的好处，因此犹太复国就成为了具有深远利益图谋的总体计划。
布什发动七年的反恐战争，并没有消减恐怖威胁和给美国人带来安全。而奥巴马仅靠出访时发表的几次演讲就达到了比布什化几万亿美元打仗的效果大。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基地的恐怖袭击、劫持人质的事件是大量的减少。孰是孰非大家自由公论。纠纷一起大家第一想到的办法就是武力解决。而武力却难以达到长久的效果，也不能达到利益的平衡效果。只有和平谈判才是最佳的解决利益纠纷的途径。
而中国的和谐理念及平等待人的思想则有可能是以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思想主轴。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过：“我愿出生在中国，因为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将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作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言下之意中国的思想财富非常的丰富，只是有待挖掘。让我们全体中国人一起来做汤恩比所说而还没做的工作吧，让中国的思想财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多做贡献吧。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的发展和生活区域，而这些不同时期的生活区域，就难以避免的要发生“交集”。民族国家的发展大都认为应该天然的继承先辈的遗产，而历史上生活区域的“交集”区域在遗产观念的引导下就成为了不同民族国家产生矛盾的根源。因为每一民族和国家都会找到各种的历史根据来“最大化”自己民族的疆域，最大化疆域产生的交集地区就是民族国家产生矛盾的根源和症结。各国人民都希望继承祖辈的最大遗产，什么政客都不敢声言放弃祖辈留下的“观念上的疆域”，因为人民不同意。而为了继承和保护先辈名义上的遗产，个民族国家不遗余力的发展自己的力量，为的是要保护好祖辈的遗产。
中西方衡量是否道德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认为个人的私德非常的重要，只有自己个人的道德修养好了，才能有符合大众和社会的道德行为出现。私德通了则公德也通，公私一致，公德大于私德。而西方就不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认为只要社会大众认定是道德的就可以，至于私人的品行如何并不是很重要。他们认为道德具有契约功效。结果因为西方衡量和规制道德的标准与中国的不一样导致西方专门研究道德的学者经常出现很多不道德的现象。如培根、叔本华、尼采、卢梭等。
中国人不论出于什么环境都可以顺利的发展和壮大，这是为什么？因为有良好的道德遗传。开始到国外的中国移民大部分处于低下阶层，无资本、无关系，靠单打独斗不断的壮大。看东南亚、南美、北美、西欧、北欧、非洲哪一处不是中国人去了以后就很快适应发展？这有赖于中国人优良的道德习惯。中国人习惯积蓄、勤劳，这些就是中国人处于不利环境科顺利发展的道德遗传。很多人认为我说的信息遗传有点夸张，但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道德遗传。很多的外国人都很纳闷，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这样的环境里可以长期压抑自己的性生理需求，他们以为中国人出国之前肯定是打了什么针或者施加了什么手术。因为他们不理解自然的人为什么可以长期控制自然的生理冲动，这对于黑人和白人来讲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中国人长期的道德教育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道德信息遗传，控制起来并没有外国人所想象的那样艰难。
《易经》的三原则
《连山》、《归藏》以外，《周易》的本身这门学问中，有一个原则亦叫作“三易”，意思是说《易经》包括了三个大原则：就是一、变易；二、简易；三、不易。研究《易经》，先要了解这三大原则的道理。
（1）变易
第一，所谓变易，是《易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钟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所以学《易》先要知道“变”，高等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应这个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学易不能为将相的道理了。
由这一点，我们同时亦了解到印度佛学中的一个名词“无常”。这个名词被一些佛教徒把它慢慢地变成迷信的色彩，城隍庙里塑一个鬼，高高瘦瘦，穿白袍，戴高帽，舌头吐得很长，名“白无常”，而说这个“无常鬼”来了，人就要死亡，这是迷信。实际上“无常”这名词，是一种佛理，意思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永恒存在的，所以名为“无常”，这就是《易经》中变易的道理。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易经》，是讲原则，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非变不可，这是原则。印度人则是就现象而言，譬如看见一幢房子盖起来，这房子将来一定会倒，看见人生下来，也一定会病、会老、会死，这是看现象而名之为“无常”。
（2）简易
第二简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常常跟朋友们讲，也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个对比，天地间“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有其事不知其理”的，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换句话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而《易经》的简易也是最高的原则，宇宙间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了解它以后，就变成为平凡，最平凡而且非常简单。我们看京剧里的诸葛亮，伸出几个手指，那么轮流一掐，就知道过去、未来。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有这个方法。古人懂了《易经》的法则以后，懂了宇宙事物以后，把八卦的图案，排在指节上面，再加上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把数学的公式排上去，就可以推算出事情来。这就是把那么复杂的道理，变得非常简化，所以叫作简易。那么，《易经》首先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事物随时都在变，尽管变的法则很复杂，宇宙万事万物再错综复杂的现象，在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
（3）不易
第三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可是却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功能”。管它是什么名称，反正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能变万有、万物、万事的“它”是不变的。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虽然当前世界和平受到新的冲击，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时代主题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解决好周边的问题，既需要谨慎克制，也需要勇于面对。应坚持“斗智斗勇不斗气”，用更高的智慧、更巧妙的手段及时加以解决. 和平发展之路，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周边“事多”很正常，只有遇事不怕事，才会使自己占据主动。解决好周边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好周边的难题，难题解决好了，对形象的提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只有妥善解决好周边的难题，才能巩固并不断增强良好的国际信誉，才能真正树立起应有的威信。有了这样的威信，一些小问题就不会演变成大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
现实主义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的一角，埋在水里的是建构主义所揭示的观念因素。现实主义的公理（即现实主义者潜意识中公认的价值观）正是建构主义的命题。
'权力产生知识，知识再塑权力.'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人在遭受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会伴随着悲观绝望的心情。自己失败，当然意味着有人胜出。同样，一个人的胜出，意味着许多人的失败。明白这个，“仰望星空就有希望”就好理解。
宇宙是浩瀚无穷的，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在晚上所能看到的那些闪亮的星星，其实都是折射了太阳的光辉。可能有一颗你最喜欢，因为他的光芒最耀眼，形状最好看。比起其他的小星星或者暗淡的星星，你自然喜欢这一颗。以你的价值判断，最闪亮的星星就是胜利者，它获得了你的青睐。
但是其他星星不会因为你的冷漠而放弃它们的特点，小的星星依然那么小，暗淡的星星依然那么暗淡。喜欢小星星的欣赏它们的精小可爱；喜欢暗淡的欣赏那种立于群星中的低调。
星星都是折射了太阳的光辉。跟现实中，那些成功者背后都有传奇的遭遇一样，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运气，摆出胜利姿态者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能完全的依靠运气，使得你处于失败的地位，所以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好吹嘘的，自己也不用垂头丧气。
只要怀揣希望，乐观的存在，就像那些小星星一样，即使很暗淡，即使不出色，依然会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尽管认知理论家对何为歪曲的认知存在着分歧（其实，这种分歧本身正是误认的一个生动实例），但他们还是在一系列的问题领域取得了共识：误认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认知的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在于对一种情境过去和目前的意象产生的矛盾，在这过程中忽视了变化中的环境。由此产生了有选择性的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认知支持(cognitive bolstering)。另外一种认知的扭曲与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ism)有关。内集团的成员经过他们自身的文化过滤而去观察外集团，认为内集团比外集团更优越和更善良。在文化和民族情境中，民族优越感通常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综合症状”。(robert mandel,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margaret g. hermann general editor, political psychology: contemporary problems and issues, pp.254-255)
“世界政治的历史篇章，不论是悲剧或喜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要领导人物的思想言行书写下的。……国际政治是人的事物，人的一切特点它都具有。”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
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
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
The world scene that prevailed when in October 1982, Reagan was in his first term, Mitterrand had just come to power in France, Brezhnev still ruled Russia, Mandela had eight more years of jail, Khomeini was in full spate, Thatcher had just won the war of the South Atlantic. In the interim we have liv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 wars of Yugoslavia, the Iran–Iraq, Kuwait and now Iraq wars, not to mention the onset of globalization and 9/11. ‘Post-modernity’ has, like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Labour’, the ‘Post-Positivist Revolution’ and the ‘Unipolar World’ been, and, in large measure, gone. The ‘End of History’ has been knocked about a bit, but, arguably, endure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 intellectual equivalent
of ether and phlogiston, retains its baneful following.
Fir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have been here before, not least in the late 1980s; yet in the 1990s, be it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pop culture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United States ran further ahead of all its rivals. Second, hard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by far the largest military budget and capability, and continues to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dynamic economy, of any state in the world, accounting even today for 20 per cent of world output. It has a per capita income of around $40,000, compared to a corresponding Chinese figure of $2,300. Thir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eaties with no fewer than 84 countries, and of the total of 200 in the world no more than five—Korea, Iran, Syria, Cuba, Venezuela—are outright enemies. Moreover—and fourth—while US influence has certainly been battered in recent years, be it in the Middle East, Europe or Latin America, it remains resilient and capable of recovering ground, as the initiatives of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indicate. Fifth, the major rivals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re much weaker than they appear: Russian military power is exaggerated, while the economy and social fabric of China, not to mention its political system, face increased strain. Sixth, for all the hostility to the United States over Iraq, or Guantánam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admire and desire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not least, demonstrate in large numbers their desire to live there. Finally, and perhaps of greatest importance, there is no evident w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either in the political elite in Washington, or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or in the nation as a whole, to
abandon US primacy and exceptionalism.
恩格斯写道︰“……在十字军远征期间，当西方的‘重装’骑士将战场移到东方敌人的国土上时，便开始打败仗，在大多数场合都遭到覆灭。”
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东侵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内传到西欧的。
十字军东侵，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西方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尽管十字军东征给东方和西欧各国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它们对欧洲文明却有着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它为欧洲基督教各王国的内战找到了一个出口。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世界主义的道路，使欧洲人认识到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老兵们看到了他们的乡村里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带回来的故事点燃了欧洲创造的火花。
波普尔少年时期曾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虽然他后来放弃了这一信念，但此后许多年仍然信奉社会主义，而至今仍然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平等与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认同。他在《无穷的探索》中写道： “如果社会主义有可能与个人自由相结合，那么我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过着一种朴素、简单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后来意识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为力求实现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们中间是不会拥有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的确强调自由对平等的优先性。
波普尔将人类知识划分为七大类
1. 第一类：常识
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知识，人人都具有。最具有真理性、实用性的知识。
人不能没有常识，常识太重要了，是其它一切认识的基础。
杜威反对科研型知识、经纶知识，提倡“教育即生活”，“做中学”，在游泳的过程中学习游泳，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
2. 第二类：经验性知识
带有专业性，是在专门性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大部分知识是这类知识，属于拟规律性知识。可对可错。
3. 第三类：神话故事、传说
这类知识具有特殊的价值。往往能产生实证理论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欧洲的建筑风格，很多创意都是来自于古老的神话故事、传说，那时真正的艺术。西方一般把建筑专业设置在艺术学院，不像国内视为工科。所以国内的建筑造型缺乏艺术美。
4. 第四类：科学知识
形成于以上几种知识基础之上，是反应事物的本质、规律的知识。
科学的真理性受到批判，真正应该提倡的、重视的是“科学精神”。波普尔提出科学的可错性。
波普尔讨论了科学划界问题，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没有界限。
5. 第五类：哲学
哲学
6. 第六类：艺术知识
7. 第七类：宗教
宗教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
大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没有边界的；人类的话语的内容却是不可靠的，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说了也就说了，谁对谁错无法恒定。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往往会说自己的道才是道，别人所说的道都是假的。这样一来，道似乎要符合一定的界定，言论也有了派别。
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
有哪些界定呢？人们划分出左与右，道德与仁义，分别与辩论，竞技与争论。世人把这些说成是八种才能。其实都不过是愚见俗谛而已。老子说：明白四达能无知乎？可见，大智慧是反对那些巧智的。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圣人与俗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俗人总是到处显示自己，天上地上，似乎无所不知。而圣人对于这个地球之外的事情是容放心中，从不言说的；地球上的事情也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宣称自己的才是对的；即便是古人的治国良方，也不过是笑谈一二，扬长而去，从不与人争辩。
圣人与俗人的言论是有本质不同的。俗人是有心而谈，圣人是无心而论；俗人希望标榜自己，圣人希望救助他人。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
所以说，有分别心的人，总有不能分别的地方；辩解的人总有不能辩解的地方。
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人心怀大道，而大道是没法言说的。世人则想通过辩论来显示自己。所以说，辩论的人他们还有许多地方是不懂的，都懂了又何须再辩呢？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大道生养天地万物，谁又听过大道说话呢？别说大道了，就是天地都没有言语，但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还需说话来证明吗？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也不会轻言的，因为他们无所不明，也就无话可说了。
什么是大仁呢？人们不是常常大谈仁爱吗？仁爱有什么不好吗？庄子告诉我们说，有仁爱就说明有憎恨，有爱就有不爱嘛。最大的仁是什么呢？不是有仁，而是没有仁，不仁。如果世间不知有仁，不知有爱，那么还会有不爱吗？还会有恨吗？老子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人的本性是好的，出现仁义之名实在是人类道德倒退的悲哀。
什么是大廉不嗛呢？就是廉洁到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廉洁的，也不知廉洁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提倡廉洁，可见有了太多的不廉洁。
大勇不忮是什么意思呢？忮即忮咋，有时候说一个人爱动手动脚的，一会儿摸这个，一会儿戳那个，就叫忮咋。这样的人绝不是大勇之人。不少书上解释到这里都有点犯难，是因为忽视了庄子是战国时宋人，即现在的河南商丘人。有些语言会保留很长时间的，对那些爱毛手毛脚的人，河南人现在还爱说：你少忮咋，意思是说，你的举动不是男子汉所为，不是大勇之举。
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
庄子说，被说明白了的绝不是道。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只可觉悟而不可言明的。
言辩而不及，就是说再高妙的辩论也是不可能周全，不能通达的。仁常而不成是指，仁被固定成一个模式，那就不再是仁了，不知仁为何物才是大仁。廉清而不信，是指宣扬自己廉洁，这是不能让人相信的，因为你还知道廉洁，这说明还有不廉洁。勇忮而不成，就是说真正的勇是不会到处忮咋的，动手动脚，显示自己的力量不是大勇。这五个方面做到了，也就接近大道的境界了。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所以说，一个人知道隐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才是最高明的。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谁会知道沉默是最高级的辩论？谁又会知道大道是无法言说的呢？如有人知道，那他的境界就叫“天府”，就是说，他有天地般地包容了。
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圣人的胸怀是怎样的呢？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水潭，你往里添加水吧，一万年也注不满，你从中取水吧，一万年也取不完，它永不枯竭。为什么会是这么个状态呢？你问圣人，他会说：我也不知道。这就叫“葆光”，永远光辉灿烂，不增不减。所以不增不减者，即诸法空相。而诸法空相者，即诸法实相也。诸法是有，实相为空。诸法实相，则不着于有；实相诸法，则不着于无。如是不系不着，故曰不增不减。所以庄子说法是实，而所说实相又为虚，到了“葆光”胜境处，法与实相都会归而为一，不得不失，不满不溢了。
The central phenomenon underly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a combination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monetary policy.The surge of liquidity and the management problem it creates are global, but each country manages as if it were an island. Throughout the globe, leaders have refused to face the likelihood that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s inherently unmanageable by sovereign central banks and economic managers acting independently or with inherently limited G-8 or G-20 coordination.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Hu and Wen, which began in 2003, was a direct reaction to this situation. Both have stood for fairness and stability, rather than rapid marketization and stress. They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interior against
the dynamic coast (the Chinese counterparts of Ohio and Wyoming rather than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and of the poor against the very rich (the AFL-CIO rather than Silicon Valley and Wall Street). Hu’s stated goal, the Harmonious Society, has meanings on many levels.
Chinese politics needed order, and the Chinese people deserved a rest. In many ways,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reform era was like a man being chased by a tiger. If you focus on the man, you are impressed by the extraordinary speed at which he runs. If you focus on the tigerChina’s frightening problems of unemployment,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many othersthen you are impressed that the man is barely able to avoid being eaten.
Hu, Wen, and millions of others wanted a rest but there came the tiger, in this case represented by the need to embark on a revised economic path at a very se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st.
Listing on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is not based on objec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criteria, as in Hong Kong and New York, but rather requires a license. Those licenses are granted mainlynot exclusively but mainlyto large state enterprises. Behind these controls lie both a genuine social purpose and a crucial political concern.
There remain two levels of questions about the future. The first concerns the hangovers from the stimulus, which will be ubiquitous. Top bankers acknowledge that there will be a hangover of bad loans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hasty
approval of numerous projects that would never have passed reviews before the stimulus. We will not know the scale of the bad loans for at least a couple years, but the consensus is that they will not be crippling. The big banks, chastened by
their difficulties of a decade ago, were more cautious than the statistics indicate.
With European governments turning down his appeals for assistance, Iceland's prime minister, Geir Haarde, warned last week that it was now "every country for itself." This smacks of the financial autarchy that characterized defaulters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Asia in the late 1990s. Similarly, when Argentina defaulted on its debt in 2001-'02, politicians there faced enormous pressure to change the rule of law to benefit domestic property holders over foreigners, and they changed the bankruptcy law to give local debtors the upper hand. In Indonesia and Russia after the crises of 1998, local enterprises and banks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confusion to grab property, then found ways to ensure that courts sided with them.
Most of the time, financial war of this kind is painful and costly. It will lead to decades of lower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could have other far-reaching effects on politics and global peace. Unless the leading industrial countries take concerted action, there's a very real danger that we will all suffer more.
n addition, we're now likely to see substantially more defaults and credit panics in smaller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After Iceland's fall, every creditor to other nations with large deficits and substantial external debt must be looking for ways to reduce its exposure. The obvious risks include much of Eastern Europe, Turkey and parts of Latin America. Russia's difficulties show that seemingly solvent countries can be high-risk: While the Russian central bank has gold and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of $556 billion, the private sector has recently built up an estimated $450 billion of debt. Creditors don't want to roll over the debt, so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its reserves to do it. It has already ordered $200 billion channeled through state banks to companies repaying debt. If oil prices fall, a seemingly highly solvent country could quickly look nearly insolvent. Some other rising stars, such as Brazil and even India, may have similar problems.
If governments don't respond with sensible, coordinated policies, there's a risk of financial war. Here are six steps toward avoiding a situation of "each nation for itself":
1. The world's leading financial powers -- at a minimum,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and Germany -- should jointly announce national plans to require recapitalization of banks (i.e., restructuring their debt and equity mixture) so that they have sufficient capital to weather a major global recession. How this is done can be determined internally by each nation, but this should be a common goal, so that citizens and companies can again trust their banks.
2. The countries should announce a temporary blanket guarantee on all existing bank deposits and debts. This will, in effect, promise creditors that they can safely expect the institutions to function until the recapitalization takes place, and it will help prevent the large flows of funds that could occur as some banks or countries conduct recapitalizations earlier than others. This guarantee should only be temporary (say, for six months).
3.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of these countries need to lower interest rates dramatically. Europe,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announced a coordinated 0.5 percent reduction in rates. This is a good start, but only a start. More will be needed, and it won't stop the credit crunch within or across countries. The events of the last nine months have set us on course for a global recession in which commodity prices will continue to fall and demand will remain weak. Inflation will be low, and deflation (falling prices) is a risk. More interest-rate cuts will be needed.
4.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also need to remain committed to pumping liquidity into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long as credit markets and interbank lending remain weak. This should be promised for at least one year.
5. All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most leading emerging markets should commit to a sizable fiscal expansion (at least 1 percent of GDP), structured to work within the loc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to offset the coming large decline in global demand.
6. Many families worldwide are going to have negative equity (i.e., mortgages larger than the value of their homes) due to declining home prices. There are going to be large-scale recriminations against lenders and politicians. The most affected n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Ireland and Spain, urgently need to develop programs to provide relief for homeowners, both to offset real hardship and to prevent a vicious downward cycle in home prices.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prevent a chaotic collapse arising from incomplete policies, lack of cred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warfare.
Iceland is under attack – not militarily but financially. It owes more than it can pay. This threatens debtors with forfeiture of what remains of their homes and other assets. The government is being told to sell off the nation’s public domain, its natural resources and public enterprises to pay the financial gambling debts run up irresponsibly by a new banking class. This class is seeking to increase its wealth and pow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s debt-leveraging strategy already has plunged the economy into bankruptc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make it difficult for Iran to use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o pursue illicit conduct," explains Stuart Levey.
The first is formal financial sanctions on Iran, as agre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These are limited in scope - the sort of thing that even Iran's friends, China and Russia,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UN sanctions prohibit transactions with a small number of Iranian banks,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said to b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untry's nuclear programme or in support for terrorism.
But there is also a second, potentially more powerful, element. Since September 2006, US officials have been travelling the world talking to banks and company bosses. They aim to persuade business to voluntarily abandon or scale back all dealings with Iran.
So is American financial pressure as effective a tool as US officials claim?
Dubai is a good place to find out - a rich Gulf city that is Iran's economic gateway to the world.
For customers from Dubai, Pakistan, Britain, or any of 70 other nationalities operating in this Middle East entrepot, there is no problem. But when it comes to persuading banks to stump up loans for Iranian customers, he says it is a different sto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ys, 'If you want to operate here without difficulty,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for you to not do business in Iran.' And I think that HSBC listens to that."
When 'Judgement Day' comes
The debt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is huge. As of March 8 this year, it stood at around US$11trillion--approximately US$36,000 per US resident).
The'public'--including foreign central banks--currently hold about US£6.5 trillion of the debt and the 45 per cent of this amount (US$3 trillion is owed to foreigners (mostly the central banks of Japan and China).
In the worst-case scenario, if the US government found it difficult to finance its operating deficit by issuing bonds,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could arise. As the events of 2008-2009 have painfully demonstrated, this will cause adverse spillover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如果法国不再是世界性大国,它也就不再是法国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失去非洲就意味着法国失去了它的“世界性大国”地位。从希拉克总统的“法国新非洲政策”,到现任总统萨科齐的“地中海联盟”,都显示了法国对非洲的重视,也都是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遗志——“保持法国世界性大国的地位”。从法国外交历史文化来看,法国至始至终把非洲视为维护其世界性大国地位的重要舞台,是法国大国形象的重要依托和外交传统。而维护法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又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法国的大国定位的外交思想,又决定了非洲对于法国在外交上所具有的重大战略意义。
二战前,法国在非洲有21块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戴高乐通过一系列措施,争取到非洲和太平洋大片领地的支持,为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另外,戴高乐为商讨海外领地的改革问题,也出台了相关改革文件和具体措施。二战后,如何处理过去殖民地问题,成为历届法国政府的难题。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问题。1954年11月爆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凸显了当时政府认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老殖民主义观念的局限性。戴高乐上台后,从全局的战略利益出发,顺应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形势,实现了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非殖民化。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成为戴高乐新政的分水岭。戴高乐说:“父辈们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并在1962年7月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另外,对法国非常重要的是北非的两翼突尼斯和摩洛哥。突尼斯位于非洲的北部,地中海南岸,隔海与法国相望。法国于1956年承认突尼斯独立;1959年承认摩洛哥的独立。到1962年,除吉布提(1999年独立)外,法属殖民地全部独立。戴高乐以“合作”政策替代老殖民主义政策,这一非殖民化的结果恢复了法国在这些殖民地国家的形象和影响。以后历届总统都延续对法属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合作” 政策。法国与非洲的合作都是在“发展援助“的框架内进行的。法国在非洲的投资和援助受其传统关系的影响深刻,大多集中在其前殖民地国家。北非是法国投资和援助的重点地区,其次是非洲法郎区,最近几年法国开始对东南部非洲进行投资和援助。突尼斯和摩洛哥是法国在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约占法国对非投资总额的40%。法国对非洲援助的特点是投资和援助相结合。另外,经济方面,在许多非洲国家,通行着非洲法郎与法国法郎挂钩,当1999年初欧元正式出台后,法国又说服其非洲伙伴国接受非洲法郎与欧元挂钩,这足以可见法国与非洲之间的特殊关系和法语非洲对法国的依赖性。
美国人的中国观变迁：至今不知建交已30年
相遇不相知并非永远的宿命
1996年，一个名叫Peter Hessler的美国青年，从顶尖大学普林斯顿和牛津毕业，浪荡旅游了两年之后，加入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他被分配到四川涪陵一个师范学院教英语，取了中文名字何伟。
两年后，英文老师的工作结束了，他却不愿离开中国。这个国家太有意思了。那些为了写作的旅游，成为他了解中国的最佳途径。
2001年，他的第一本书《江城》出版，写的是他在涪陵的经历和感想。他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助理。从此，他的中国写作引起了美国新闻界的注意。
2006年，他的《甲骨文——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之间旅行》一书出版。这是美国记者写中国的书里最好的一本。里面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关于意识形态和宗教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写他的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与家庭、艰辛和愉悦，“文革”中自杀的“ 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的故事，以及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人的家长里短。
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的转型，一个骨子里浸淫着西方文化却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记者。何伟的个人经历，就是美国30年来试图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这个东方的国度，对美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马可·波罗式的幻想了。他们曾经和中国对峙，又历尽千辛万苦向对方敞开。中国的青年到他们的国家留学，他们的商人到中国做生意。他们的日常生活无法缺少Made in China的物品，但他们又经常被新闻里的中国所震惊，所恐吓。
许多人开始描述中国，章士敦的《即将崩溃的中国》、费西曼的《中国公司》、大卫·艾克曼的《北京的基督》、潘文的《中国课程》，等等。但中国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甲骨文》出版后，华尔街日报对何伟的采访是这样的：
“似乎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这和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何取得一致？──至少在前苏联，共产主义似乎不提倡个人努力。”
“中国人有多少个人自由？在人们的交谈中有什么禁忌吗？”
这是何伟以及他之前的费正清的尴尬，他们试图告诉美国一个中国的真相——而这种真相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传统中的阴鸷与伟岸，又有转型期的光明与羁绊。但许多人，不管是美国的知识界，还是普通平民，他们宁愿抱残守缺地将中国做简易的黑白区分。
中美建交后的30年里，美国人几乎都是被形势逼着来了解中国的。作为前奏的1972年的重新握手，是美国深陷越南泥沼时的需要；1979年的建交，是美苏斗法的结果；改革开放前20年里，中国几乎不入美国法眼；1997年后的美国在满大街的 made in China中谈论中国劳工问题；2000年后，开始恐惧中国的军事崛起；2005年后，开始讲中国文化；2006年，“突然”发现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早在100多年前，在中国最动荡的时刻，已经有一个西方人对中国有过全面观察和深刻认识，他就是大清授予全权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他在庚子事变当年发回英国的一系列文章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了各国强加于中国的治外法权的歧视性质，而当时各大国热衷的仅仅是赔款与割地。
今天，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无疑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至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人相信中美难免一战；至少，中国威胁论的故事，不再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了这些，30年中的风雨如晦才能逾越过去，双方才可以言笑晏晏，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中国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
——美国人的中国观之变迁
2月21日下午，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清华大学学生有一个小型座谈。这位前第一夫人向来不以亲华闻名，但那天，“她的表现相当谦虚”，组织学生参与对话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
她先是自我批评，希望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在环保方面犯过的错误，又回忆了1979年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与邓小平见面的情形，赞扬了中国30年来的巨变，最后，在告别时与25名学生和10名专家一一握手——她是如此笑容可掬，“就像竞选时一样 ”，结果，那些准备了尖锐问题的学生，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8年前，孙哲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9·11”事件发生前一个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访华，在复旦大学，拜登当着主持人孙哲的面“训示”中国学生：“你们刚刚20多岁，已经忍受了共产党专制统治20多年。……在未来 20年里，你们应该得到民主和自由，生活在一个更为幸福的体制中。如果那样，你们就可以大胆地像我们美国学生一样批评我，和我自由对话……”
对于这种反差，你可以理解为时移世易、地缘政治以及中美两国的处境都有了变化，也可以认为这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矛盾的一个侧面，但请不要相信这样的概括，譬如拜登反华，而希拉里变得亲华。
中美建交30年，中国人的“美国观”与美国人的“中国观”都经历了数轮刷新，在孙哲看来，明白中国的自许与美国的期待，是透视中美交往的关键，换句话说，美国人的“中国观”，不仅仅取决于美国的利益与价值，更取决于中国的自身发展。以实用主义的经济视角观之，内外认知相差过大的国家形象，会增加改革的风险，如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所言，“任何对中国形象的略微迟疑，几乎都会直接增加中国的成本。在技术方面尤其如此。”
于是我们选择了考察对象，他是位外交官，1950年代从北外毕业进入外交部起就开始从事对美事务，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谈判，他都有参与，中美建交后，他曾担任驻美使馆的政治参赞；1990年代，他从驻芝加哥总领事的位置上退休，其后返聘到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至2001年。我们试图通过对他的个人命运，以及他所亲历之历史的考察，窥见美国人“中国观”的一角，更重要的是，看清我们自己的发展——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1971年，尼克松说，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
王立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时候，俄语还是热门专业，他是“被硬派去学英文的”。1954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交部新闻司(当时叫情报司)，任龚澎司长的秘书，当时的新闻司，除了每日有专人收听美国之音、BBC的新闻节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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